编者按：“十四五”规划首次明确提出“发展银发经济”。2023年12月，“发展银发经济”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。今年4月25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，大力发展服务消费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，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。昨天，中国人民银行宣布，设立5000亿元“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”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。
为何银发经济变得如此重要？中国又该如何发展银发经济，使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？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政策制定参与者、相关领域研究者，希望通过他们的视角，带大家深入理解银发经济。
你是否想象过这样的场景——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末，你决定去公园里踏春，从出家门、下电梯、坐上公共交通，一直到进入公园，甚至在公园湖边景观独特的咖啡店内，碰到的大多数路人都是已经退休的老人。一路走过，仿佛就像在参观一场退休生活特展。
“这样的场景，其实已经在北京、上海等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不断发生。”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、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，这是全球慢慢步入“长寿时代”后的必然结果。
中国老龄化：步入加速期，2035年后减速
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：在“长寿时代”，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，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的活力也将随之退去？
彭希哲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力主要与产业结构有关，并不完全与老龄化的程度直接相关。所谓老龄化，也并不是指老年人绝对数量的增加，而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的过程。
要真正理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，需要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来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。
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：那么，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？
彭希哲：根据国际通行标准，当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%以上时利赢汇，即被视为进入“老龄化社会”。我国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，达到这一标准。
2000年至2022年间，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处于缓慢增长阶段，因为1940年至1962年之间，受战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，出生人口并没有那么多。但从2023年开始，我国进入老龄化的加速期——每年退休人口总数超过2300万，这一加速过程将持续至2035年左右。
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，“少生”和“不生”思潮在年轻人当中蔓延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.02左右，这使得当前我国人口呈现出“少子化”与“老龄化”现象并存的局面。
2035年之后，“独生子女一代”陆续步入老年，我国老龄化的进程又将放缓。
由此可见，当下老龄化的加速阶段与国家到2035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节点基本同步。
应对老龄化，从福利供给转为全产业链布局
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：加入WTO（世界贸易组织）后，我国已享受了近20年的人口红利。现在，老龄化速度快、规模大，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，很多人开始担忧：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还会再有吗？
彭希哲：老龄化加速的确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，表现在：劳动力减少，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面临巨大压力，医疗资源紧张，义务教育和学龄前教育供给过剩而老年教育供给不足……
其实，这些负面影响不用过于担忧。这些负面影响的产生，只是因为当前的制度和经济社会活动更适合“年轻化”的社会，而制度和经济社会活动具备调节能力，可以随着人口特点的变化而变化。
比如，劳动力人口虽然数量在减少、平均年龄在增加，但素质却在显著提升，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，可以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增加所带来的效率损失。
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全社会要形成从“被动福利”转向“主动经济”的共识。
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：我国“主动经济”的共识是否已经形成？
彭希哲：在步入老龄社会10多年后，我国在政策、制度层面经历了从关注“老龄事业”到发展“银发经济”的转变过程：2013年，我国首次提出“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”；2019年，“积极应对老龄化”上升为国家战略；2021年的“十四五”规划中，首次明确提出“发展银发经济”；2023年12月，“发展银发经济”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；2024年1月，国务院印发首个以“银发经济”命名的政策文件；到2024年底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提出要“积极发展银发经济”。
随着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，在应对老龄化这个现实问题上，我国的策略已从单一的福利供给转变为涵盖“衣食住行、文教娱乐、医护康养”全产业链的经济布局。
发展银发经济，应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
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：去年以来，国家多次提出要“拉动内需，提振消费”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，银发经济将成为当中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对此您怎么看？
彭希哲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、科学技术的发展、人口老龄化、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这4个要素，共同构成了我国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在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多的外部环境下，我国开拓有近3亿老年人的银发经济市场，无疑是一条可以调整产业结构、拓展消费市场、扩大内需的必走之路。
未来银发经济的规模取决于三大基本条件：老龄人口基数、有效需求转化能力与政府公共投入力度。
要破解老龄化难题，须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：在供给端，政府需完善法律框架，如健全监护制度与遗产规划体系，通过税收优惠、金融扶持等政策引导企业开发适老产品，并且将政策着力点聚焦家庭，把“一老一小”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。在需求端，提升老年人支付能力，推动金融工具创新（如房产倒按揭）以释放消费潜力，强化家庭代际责任，避免过度依赖政府兜底导致亲情纽带弱化。同时，开拓医养健康、旅游、教育等老年人需求较多的产业赛道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打破“年轻人是最富有创造力”的思维定式。在银发经济时代，我们要敢于把人的创造力与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创造力结合起来，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能。比如，借鉴日本的“百年人生”理念，提倡终身就业和社会参与，探索中国式的适老化科技和终身教育的体系及政策。
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利赢汇，我们每个个体都将成为解题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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